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太原历史文献》商务印书馆 二0一一年北京 第一册 卷三《史记

原文：

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太原历史文献》商务印书馆 二0一一年北京 第一册 卷三《史记》本纪三 孝文帝刘恒 第二十——二十一页）

解读：

廉政之本在哪里？归根到底在人民。毛主席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汉文帝登上皇位，是臣民们选出来的，是顺民心、得民意的。大臣们平定诸吕后，要从汉高祖的直系子孙里选出一个来当皇帝，选来选去，选中了代王。

据《太原历史文献》选录的史记、汉书等史料记载，公元前180年，高后吕雉病死，遵照吕雉的嘱咐，吕产、吕禄各自住在北军和南军不敢离开，他们聚兵长安，妄图发动政变，夺取帝位。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刘姓宗室集团和功臣集团结成联盟，共同诛灭诸吕。齐王刘襄发难于外，周勃夺取北军于内，杀尽诸吕的所有男女成员，史称“周勃安刘”。

诸吕被灭以后，有人提议立齐王刘襄为皇帝，他不仅是高祖刘邦的长孙，又有首先起兵反诸吕之功。但因为齐王的母舅家族势力比较强大，大臣们害怕再来一个吕氏专权，所以被否决了。淮南王刘长也因“家母恶”被否决。

周勃和陈平主张立代王刘恒，“代王方今高祖亲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固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这是众人能接受的惟一方案，得到了赞同，于是代王刘恒得以即位。

应该说，汉文帝的即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世袭，它既带有上层民主的意味，也含有民主治国的正确主张。后来的事实充分说明，臣民的选择是对的。这位推选出来、已治国理政17年、龙潜晋阳的皇帝，扎扎实实地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他采取的治国方针，以黄老之术为主，推崇“慈”，崇尚“俭”，强调以民为本，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为鼓励大臣上书、百姓言事，即位的第三年，他就下诏废除了“诽谤妖言罪”。大意是，古代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朝廷专门设有进言献策的旌旗和批评朝政的木牌，用来疏通治政的渠道，招致进谏的臣民。如今的法律规定批评朝政和传播妖言的人要治罪，这就使得群臣不敢畅所欲言，做皇帝的无从知道自己的过失，这怎么能招致远方的贤能之士到朝廷来呢？应当废除这些法令。百姓中有人背后诅咒皇帝，发誓相约互相隐瞒，后来又互相告发，官吏就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如果再说些不服的话，官吏又认为是诽谤朝廷，要将他们置于死地。我认为这样做不可取，其实，这不过是由于小民们愚昧无知，以至于犯下死罪。从今以后，凡是触犯了这条法令的，一律不加审理和治罪。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储仲君先生说得好：这条诏令的要点是广开言路。官员们可以提各种不同意见和建议，老百姓也可以提意见，发牢骚，宣泄自己的不满。有话不憋在心里，可以说出来，能不能解决问题先不说，至少求个心里痛快。让人说话比不让人说话好，这是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可是有许多人偏偏就是不明白，就是想堵住人们的嘴。古人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大河里的洪水来了，你能堵得住吗？想堵住人们的嘴，其实比堵住洪水还困难。难道非得等老百姓心里的话越积越多，怨气越来越大，最后来个总爆发，就像秦末那样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吗？那麻烦可也就大了。汉文帝是个明白人，懂得其中的厉害，所以他发了这么一道明智的诏令。

建设一流的省会城市，弘扬“包容 厚德 崇法 诚信 卓越”的城市精神，就要展示太原海纳百川、多元和谐的开放胸襟。龙年伊始，太原市委开展的“向人民汇报、请人民评议”活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文帝这位龙城太原走出去的皇帝之广开言路的政策主张进一步发扬光大了。2月13日到18日，太原市10个与民生密切关联的部门通过电视网络直播，向全市人民汇报工作，接受人民评议。新华社报道讲：至2月10日，此次活动的关注度已超过日均250万人次。六天时间，近55万人次参与投票。整个活动促进了政府工作，拉近了政府与群众的距离，在龙年新春夯实了建设一流省会城市的第一块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