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七月的一天，突然接到郭英志同志发来的短信告诉我：周敬飞逝世了！这如同一个晴天霹雳炸的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相信这是事实，我如同神经了一样，总觉得他这样的好人是不会走的！

孔子说，人有三益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周敬飞先生正是我有幸结识的“三益友”。他的“友直、友谅、友多闻”成了我的开心钥匙，指导我从苦闷中走了出来。回想我们相处和工作的过程，觉得他的优点很多。

他是一位对文字功夫要求极严的先生。

我们在一起工作的那些年，经常给新闻单位写稿。开始时我们共同熬夜，往往一整夜写不出一篇稿子，而我白天还要给当时的地委书记董启民处理秘书工作，所以有点着急，我们商量之后，我和他说：“我先写头遍，拉初稿，后边全由你写你改，这样可能就快了。”如此一来，我们先大致讨论个提纲，我不管对错埋头草草写出头遍，就交给了他，后边全由他来处理，而他精雕细刻，字斟句酌，有时把我写的半页纸全划掉了，有时在我写的字里行间加几句点睛之笔，马上稿子就不一样了。这样既加快了写稿的速度，又提高了稿子的质量，当我回头再看改过的稿子时，不得不佩服他文字功夫的深厚和遣词造句的简练。

在我28岁时，从侯马市委办公室调到临汾地委秘书处给当时的地委书记董启民做秘书。在此之前，无论是求学还是工作，我从未涉及过临汾，也不知道临汾地委的大门在哪里？更不认识一个人！但上班一段时间后，总能听到一些闲言碎语对我的贬低和攻击。当时我心里很不舒服，也就直言和周先生说了，他劝我说：“你别理他们那一套！组织上调你来，肯定了解你，你相信组织就行了，你把工作干好，各种流言蜚语就不攻自破了。”

他不但当面给我做工作，还在不同场合介绍我的为人和我的工作能力。慢慢地流言蜚语没有了，我的心情舒畅了，干工作的劲头也就大了。

他是一位善于调动每个同志积极性，把本单位搞得团结活泼，生机勃勃，很有领导能力的人。

地委调研室是地委的参谋机构，同地委秘书处一样是地委的左右手，只是地委秘书处负责地委上通下达，日常工作以及后勤保证等，一般杂事比较多。而地委调研室要超脱一些，思考问题要超前一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把调研室每个同志的特点，以及家庭情况都了解的十分清楚，经常帮助同志们解决问题。有个同志家庭不和睦，经常闹情绪，那位同志想住办公室不愿回家住。周先生和他深谈后，把他们两口子叫到一块深入分析产生矛盾的原因，指出了他们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教他们各自克服缺点，发扬优点，并意味深长地说：“青年人担子很重，上有父母，下有子女，更有自己奋斗的事业！互相体谅，互相支持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又要求干部队伍年轻化，耽误几年，把大好时光都耽误了，到那时后悔就迟了！”就这样两口子慢慢地好了起来，工作立刻就有了很大变化。

还有一位同志脾气古怪，很难合群，没有人愿意和他共同承担调研任务，但他的写作水平比较高。周先生要求大家团结好，他说:“咱们调研室人不多，各自都有各自的特点和毛病。每个人都发挥特长，克服毛病，就是一个团结活泼的大家庭。终于使这个年轻人改变了观念，周先生调到太原后在《山西日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他看到这些文章后深有感触地说：“周老先生对我不错，我得为他写点东西。”于是他就写了一篇评论和表扬周先生的文章，发表在《山西日报》上。事后他还说：“周先生真是个有水平的领导，看到报上有他的文章，就想写点东西，不然心里过不去。”

我和周先生的交往可以说是亦师、亦友、亦兄、亦弟，是彼此互相牵挂的一生，也是彼此互相支持一生。

在我们同时写稿时，他就是主笔，我是助手；在我不懂世事自我苦闷时，他是兄长，我是小弟。在我遇到困难时他宁愿自己承担麻烦，也绝不给我带来担忧，我们又成为心心相印的挚友！

我们彼此的牵挂主要表现在工作上。我到襄汾县任副书记时，正值国家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几十年的集体经济，几乎要在一夜之间“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把集体经济“分光分净”！农民接受不了，农村和县乡干部一时都转不过弯来。农村中的集体上访接二连三，此起彼伏。襄汾是个农业大县，几乎天天有到县委、地委上访的群众。有时几十人，有时几百人。我又分管县委办公室、信访及政法等工作，群众找我是理所当然的。周先生曾经在洪洞任县长，他知道农村目前的情况非常复杂，于是给我写了一封信，总的意思是让我冷静处理，正确对待，千万不要和群众情绪对立。有一个4000多人口的大村，双方打群架，伤了十几个人住进镇医院。我们连夜赶到这个村开展工作，首先开群众大会，安定群众情绪，然后解决问题。在那个村住了一个星期，终于使两派和好，并解决了受伤者住院费用的问题，把伤者基本治愈全部接回村里，群众还给我们送锦旗表达心意。

周先生对我的牵挂还表现在我从襄汾调到翼城任县长、任书记，这时他调到省工商局工作。他给我打电话说，翼城是个人文荟萃的地方，干部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在那里工作要多加谨慎，但也不能束手束脚，该干的大事坚决要干。当时仍是改革开放高潮时期，人人想发财，人人想致富，人人想进步，人人往上走，找的人很多，尤其是晚上到我家的人比到办公室的人还要多。我觉得这不是办法，于是在一次开大会快结束时，我讲了几句话：“从今天起大家晚上不要到我家里找我，有事可以到我办公室谈，晚上有急事先打电话，咱们一块在办公室谈，不要再到我家里谈，那里是我家属及孙子休息的地方，不是我办公的地方。”这样就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也能让我静下心来考虑县上要办的一些大事。比如，解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县城内没有自来水的问题；引进资金修筑了22公里商品路的问题；动员大户在全县城建了221座炼铁炉的问题；冒着风险设卡查偷税漏税的问题等等。经济有了高速发展，在我任职的近十年中，翼城年平均财政收入增加1300多万元，成为全省117个县市区中最突出的两个县，受到省政府嘉奖。

他调到太原后，尤其是退休后，笔耕不辍，独自一人撰写出了《龙门情思》《岁月留痕》《人文河津》《河津地域文化通览》等著作，近八十岁高龄又被中央文史研究馆特聘担任《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山西卷》主编。

这一切都说明周老兄是一位一生笔耕不辍的老先生，是一位一生殚精竭虑为民为公写作的老先生，是一位一生与书籍为伍的老先生，更是一位视书如命的老先生！

甚矣，我哀矣！万分悲痛也！

呜呼！哀告苍天，护佑这样一生正直，一生楷模的老先生在天堂一路走好！（郑文礼） 

【责任编辑 陈畅 实习生 翟培辰】